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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节

发布时间:2019-02-18 16:11:21

  春节一天天临近,踏上长征路三个多月的红军队伍却一如贵州北部此时的天气,弥漫着浓浓的低沉气息。即将到来的是农历猪年,在老百姓眼中,应该是吉祥且兴旺的年份。

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红军的前方,是沿长江布防的上百个团的川军;身后,是一路追击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40万。

湘江血战,8.6万人的红色大军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的航船进入最为狭窄的航道——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中,选择了刚过了42岁生日的毛泽东。临危受命,立于船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如何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

一路征战,伤兵日增,隆冬时节,缺衣少弹。此时此刻,东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破,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山区又难以建立根据地。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经电令各路大军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

危机四伏,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少。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随即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地域定在宜宾与泸州之间。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蒋介石的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敌锋芒,悄然过江。

北渡长江,必先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要冲之地赤水城。红军4个军团和中央纵队渐次向赤水方向进发。怎料,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至赤水河畔,赤水城已被川军先行占领,攻而不克。与此同时,在土城方向,红三军团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自从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让这位“四川王”难以应付,刘湘显然不想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

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如果郭勋祺部得以立足,红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得知郭部只有五六千人的兵力,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干部团,于28日晨在土城以东给追来的川敌约4个团以决定性打击。

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雨雾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红军突然发现,川军原来不是情报中所说的4团,而是6个团,还有另外2个旅的增援部队正源源而至。并且,原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斗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时任中革军委作战参谋孔石泉后来回忆: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兵力。

“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子弹还不足10发的红军陷入严重危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这两位曾经的川军将领清楚,绰号“熊猫”的郭勋祺绝不是一只温顺的猫,而是一头凶猛的熊。

炮弹,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已半百的朱德像年轻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那是一场真正的恶战,山谷之中,尸横遍野,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体。红五团团长赵云龙牺牲,红十团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长文年生先后负伤。在战役核心之地青杠坡参战部队中,20年后出了200多名开国将军。

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部队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

“四渡赤水”序幕,就此揭开。

如血残阳中,红军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称“鸡鸣三省”。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不足400人的小村庄,汉、彝、苗杂居。兵荒马乱之年,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除夕之夜的爆竹声稀稀拉拉。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东直接送给了伤病员。

雨,淅淅沥沥。毛泽东的心情也像这阴雨天。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重新出山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仗就遭重创,让他难以接受。土城战役,双方损失均为三千。然而,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之际,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更何况,战死的红军都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精英,是中国革命的种子——若干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战依然难以释怀。1956年9月10日,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不同,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似乎迎来了“剿共”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从兵败赣南到惨败湘江,红军元气大伤。“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在蒋介石看来,既然这支疲惫之师已经被他的几十万大军团团围住,全歼中央红军,以消心头之患,只是时间问题了。按照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贯思路,这个春节,他的要务是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2月1日——春节前三天,蒋介石就中日“亲善”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此次(1月22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他告诫,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大年初一,蒋介石登临庐山,与杨永泰、熊式辉等一干国民党大员细商对日外交。大年初六,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他的“美庐”别墅下达了《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毛泽东自然没有看到1935年2月15日刊登这则消息的云南《民国日报》,自然也无暇把战争中的春节放在心上。这段时间,他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抓紧落实遵义会议未尽事宜。大年初二,部队向云南信威境内转移。当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几副挑担。周恩来后来回忆:“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大年初五,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也就是蒋介石下达《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的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军,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红军北进——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会议同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困境。

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完成了中央领导更迭和全军思想统一,成为遵义会议的重要续篇。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红军到达陕北后,由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这样唱道。

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开了整整一个通宵。凌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合签署的《关于各军团的缩编的命令》随即发出。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充实基层;运输队、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等等编入作战连队。整编后的红军一个团的兵力达2000人之多,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

红三军团取消师级编制,红四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到红十团任团长、政委;五师师长彭雪枫成了红十三团团长,政委钟赤兵改任十二团政委,另一位师长李天佑改任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而团长、团政委则改任营长、教导员。四师十团九连连长黄荣贤回忆,当团政委杨勇告诉他九连解散,将他调至新组建的团部通讯班当班长时,他大吃一惊。谁知,来到团部报到时才发现,自己这个班的另外9个人,都是曾经与他一样的连长,是名副其实的“连长班”。

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X光机、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磅秤、铸银模子等笨重机器和器材,则一律处理掉。长征开始后,大搬家式的长蛇阵队伍没有了。

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那支高度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趁着国民党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红军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1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之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人。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被红军俘获。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

马蹄声碎。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他头一歪,滚到我怀里”,张爱萍后来回忆,开始还以为是参谋长在开玩笑,“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才知道他中枪了。”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

硝烟未散。毛泽东在血色黄昏中策马而至,登上娄山关,吟出又一首名篇——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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