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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19年第2期《人民文学》2019年第2期|陈福民: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陈福民: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

发布时间:2019-02-18 16:16:28

  《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是一篇出色的文化散文,文心、文风、文采俱佳。作品绝非呆板的考据式随笔,而是意在探看北魏孝文帝的伟业与心史,写出有关拓跋宏的古今相映、南北通观、内外兼修、书剑合一。文章有水落石出之妥帖,更有心动如海之激荡。

——摘自《人民文学》2019年2期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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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民,河北承德人。一九八二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九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一九九六年起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新媒体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阅读与批评的力量》等。目前从事边疆史地研读与写作。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公元四九三年八月,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喊马嘶万众喧腾,然而气氛却显得庄严隆重。已经集结动员起来的部队早就蓄势待发,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攻战厮杀。跟以往总是在北纬40°一带打来打去不同,这次他们接到的任务是要去“南征”。拓跋鲜卑称雄大漠南北几百年,虽然定都平城安居乐业快一百年了,可是如诗中所说,“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那是他们随时的功课。马上立国,生死有命,荣耀功名都从刀剑上来。京师的百姓们对将士出征这种场面也是经多见广,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听说这次大军竟然有几十万之多,而且是去打那些南方的“蛮子”,不由得有些好奇。

丁亥,帝辞永固陵。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曰:“临戎不语内事,宜停来请。”(《魏书·帝纪·高祖纪下》)

丁亥,魏主辞永固陵;己丑,发平城,南伐,步骑三十余万。(《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

《魏书》作者魏收非常夸张,说是“百余万”,而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考了大量前人的史书,他说北魏这次动员的兵力是三十万。比较下来,感觉司马光所说的可信度要更高一些。但无论怎样,这次南征所动员的兵力,肯定是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作战规模的。

这多少有点不寻常。

这一年,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这支南征大军的统帅是皇帝本人。在北纬40°的北方,此时正是由夏入秋的肇始,金风送爽令人心旷神怡,该收获了,也该休整了。现在动身向南方进发,战马膘肥体壮,战士们给养充足,而气候又不会过于炎热。显然,这个行动时间点是经精心考虑并挑选的。

年轻的帝国统帅,孝文帝拓跋宏——很快他就将不再叫这个名字了——刚刚二十六岁。他当政后,国家进入到了和平发展时期,军事外交上都没有太大的困难。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没有政治对手,皇帝宝座非常稳固,群臣拥戴,大权独揽,政治智慧和历练也足够,真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正值朝气蓬勃、干一番大好事业的绚丽人生。唯一的美中不足,是这位“生而洁白”(《魏书·帝纪·高祖纪上》)的皇帝似乎身体并不那么强健,这多少是个令人担忧的不确定因素。

现在,他就站在平城的帝国宫殿上,环视周围,思绪万千。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眼前战马嘶鸣,兵士雄壮;周遭层林尽染,万类霜天。他生于斯长于斯,平城的每一种风土人情他都了解,宫殿的每一个角落都深刻地烙印在记忆里。在他身后正西方向,旧都盛乐金陵、云中金陵以及京畿内金陵,埋葬着为他打下这片江山创建这个帝国的祖先前辈与忠烈能臣。而更遥远的北方土地、草原与山川,一派苍茫辽阔,疾风劲草,此刻在他的视线中都渐渐模糊,并最终隐没在地平线的尽头。

如今他就要跟眼前这一切告别了:祖宗们,再见!平城,再见!他叹了一口气,目光又重新坚定起来。此去南伐,前程万里又前途未卜。几十万兵马,除了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亲信大臣,没有人能理解他的雄图大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命运就在前面。像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曾经做到的那样,不管是凶是吉是福是祸,他都必须把这副担子挑在肩上。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坚信他的选择是为北魏帝国谋划最大的利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益于鲜卑民族的。他知道他的决定一定会改写历史,但这被改写的历史最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没有把握,也没有更充足的时间再去多想。

他终于下达了出发的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大兴安岭北段的内蒙古鄂伦春旗有一个叫阿里河的普通小镇,这个小镇后来因为发现了拓跋鲜卑祖居地嘎仙洞而名闻天下。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历史地理,而是一篇当代小说。

一九八三年,我在学校阅览室读到了那年第二期《中篇小说选刊》,并由此记住了《北国红豆也相思》和作者乔雪竹。这篇题目看起来讲究“相思”的小说,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清冽、舒朗和浪漫气质。从题材、人物到手法,都有别于当年那种叽叽歪歪哭哭啼啼的风格,与当时一些知青作家作品把自己的“伤痕”看得比世界还重要的风格相比,它是一部真正的女中豪杰之作。小说没有按当时流行的写法让知青做一个悲情主人公,而是写一个到东北投亲靠友的“盲流”女青年艰难而充满勇气的生活轨迹。乔雪竹写了大兴安岭的雄阔、豪迈及相当边缘的生存经验带给她情感世界的强烈冲击,很明显,她进入了那里的文化氛围,对外部世界的广大和深邃有更浓厚的兴趣。可能也正因如此,小说所秉持和散发出来的美学追求,与当时那种狭隘而动机明确的主流文学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她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一点在今天看起来没那么重要,对我更有意义的是,《北国红豆也相思》如果不是首次,至少也是最早在小说中披露了“嘎仙洞”的存在:

在这里,阿妮秀棵河——千年的落叶层下的涓涓滴水形成的小河——秘密地去和一条雄浑的无名河相汇了。旋涡翻卷着,冲刷着山,几百年、几千年地冲刷着,将这里冲刷成悬崖……崖下,是溅着泡沫的发着巨大声响的激流。崖上,长着百年的大树,它们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优势,长得参天威武,荫蔽了天日,垄断了阳光、雨露,窒息了弱小的生命,树里行间,几乎是寸草不生。崖壁上长满了层层的灌木,灌木中掩映着一个深深的洞口,人们叫它嘎神洞。

……

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这个英雄民族,将他们一千五百年前的祝愿凿在石壁上,愿子子孙孙福禄永延。(乔雪竹《北国红豆也相思》)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嘎仙洞”这个名字,乔雪竹在小说里称之为“嘎神洞”。当年读到此处,意外地从文学渠道获知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历史信息,令我非常诧异和神往。今天重读,又惊叹于作者有如此高屋建瓴的站位和历史文化意识。尤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与《北国红豆也相思》这部作品的“重逢”,竟然是在三十五年之后的这个契机。

但嘎仙洞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三月庚申,车驾还宫。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魏书·帝纪·世祖纪下》)

乌洛侯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魏书·乌洛侯传》)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魏书·志十·礼四》)

所谓“公开”,是因为历史早有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公元四四三年),北方的“乌洛侯国”来进贡,同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他们乌洛侯国国土西北有一个绝大的石室,那就是拓跋鲜卑老祖宗的“故居”。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个乌洛侯国根据什么断言石室就是拓跋人祖先的故居,也无从了解公元五世纪的拓跋人是否真切知道石室的存在及其与自己的关系。总之太武帝完全相信了,并立刻派遣官员从平城出发,跋涉了两千公里去祭奠,还在石壁上凿刻了祝文。几条史料互证,可知确有其事。所谓“秘密”,则是指这个石室在此后的历史中再未出现过,整整隐藏了一千四百年。一九七九年,考古人员终于在内蒙古鄂伦春旗阿里河镇找到了它;一九八〇年,又发现凿刻于石壁的祝文,从而证实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而根据《北国红豆也相思》文末的记述,“一九八一年十月初稿于大兴安岭图里河”,可见乔雪竹在第一时间就被这个消息击中,并且利用了最新的考古成果作为小说叙事的推动力和文化价值参照——她的文化敏感与大气格局滋养了她的文学创作。

二〇一四年夏秋之际,我自驾去漠河,从赤峰出发到阿尔山、满洲里,途经新巴尔虎右旗和呼伦湖。呼伦湖又称达赉湖,经考古发掘证明,此湖正是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石室向南迁徙所遭遇的“大泽”。离开满洲里我在海满高速拐入904县道,紧贴着额尔古纳河——这条本来属于中国的内陆河流,由于《尼布楚条约》而变成了界河——上溯到室韦。这里就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铁木真当年就是在这里打赢了决定他人生命运最重要的一战:阔亦田之战。此战之后,他终于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他一路向西,完成了征服蒙古高原乃至世界的壮举。

离开漠河北极村返程,我向南穿过整个大兴安岭地区,赶到了鄂伦春旗的阿里河镇。嘎仙洞位于北纬50°、东经123°,它存在了不知几千几万年,如今正静静地等待着我。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叫“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说是景点,由于地理位置过于偏远,来这里观光旅游的人并不多。巨大的嘎仙洞就亘古不变地驻留在一座更加巨大的石壁上,离地面大约五六米,两侧修建了台阶,灌木仍在,洞口森然,而乔雪竹笔下当年猛烈冲刷着山体形成悬崖的那条河流已踪迹全无,整个园区绿树掩映空旷无人,连鸟鸣都很少。我坐在洞口外的石阶上,想象着太平真君四年千里迢迢从平城回来祭祖的北魏官员,对于行程中的遍地荆棘豺狼虎豹,他们还能适应吗?而比他们更早从这个山洞走出去的那些人,是经过了多少风霜雨雪和生死疲劳,才一步一步接近了北纬40°?

永远在路上。这句话听起来既浪漫又帅气,但真走起来并不容易。

但现在,他们又再次上路了。

这次孝文帝拓跋宏举国“南伐”的目标,是据守长江南岸以建邺为都城的南朝齐国。司马氏东晋从公元三一七年立朝,坚持了一百年,在四二〇年被刘裕接管。此后依次进入宋齐梁陈兴亡替代的南朝。

关于南朝小朝廷,除了宋武帝刘裕在开国时候有过北伐并打到长安的壮举之外,其他各个方面一向都被人看不起。虎狼在侧全然不管,花团锦簇歌舞升平,是那时候南朝的一贯作风。杜牧写《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王安石写《桂枝香》,“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这都是嘲骂南朝末代君王陈后主的——由于不理国政只管吃喝玩乐,他成了千古笑柄。就连文学也被杜甫鄙视,他一直担心身边的青年诗人不学好,羡慕和仿效“齐梁”那种绮丽浮华而又空洞的文风: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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