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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东西:只有知道乡村,才敢说知道中国

发布时间:2019-02-18 14: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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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东西曾说,生活本身充满了荒诞。

最近,或者说不时地,就会曝出一个招考被冒名顶替的新闻。它们又双叕证明了他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在他的虚构中,汪槐招工时被别人篡改过一次,儿子汪长尺高考又被篡改了一次。

“这是人人痛恨和大加挞伐的事情,不公正,但却真实发生了,虽然这只是小概率事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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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荒诞,也在东西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生于广西天峨,在一座高山之上。

印象最深的是,早上上学的时候,雾气很浓很重,从山上看下去,大雾像海一样弥漫。

“傍晚,如果是晴天,看得非常遥远,太阳落下去的时候,落日像蛋黄一样,黄黄的,柔软的,一下就不见了,掉下去了。”

当时,家乡非常封闭,不通公路,也不通电。物质生活也相对贫乏,东西家里的条件在村里算最好的。

“1976年,我10岁,村里仇富的人揭发我父母:第一、我家带头捡青㭎籽。其实我们家一颗都没捡;第二条罪状是我父亲没有去参加修公路,而当时我父亲正在修公路。”

荒诞的生活体验,自少时就在东西的头脑中扎根。

“所以故乡,并非今天我们坐在咖啡馆里想象得那么单纯。她温暖过作家,也伤害过作家。”东西说。

就像沈从文在没成为作家之前,他是那么渴望逃离湘西这块封闭之地。

鲁迅对家乡有种漠然隔绝的态度,证明就是1919年底最后一次离开绍兴后,再也没有回去,直到1936年逝世,十七年不回故乡。

东西表示,童年的愉快与不愉快都成了他日后写作的养份。“乡村与我有一条相连的脐带,这条脐带让我知道乡村与亲人们的真实状况。只有知道乡村,才敢说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

在一次采访中,东西坦言,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只是悲观中还是有希望。就像在《篡改的命》这样一部叠加了好几个残酷现实的小说里,还透着亲情的微光。

亲情对东西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父母有酒请人喝,看到比我们还困难的人会给予帮助。他们能原谅揭露过他们的人。即使生活再困难,日子再难熬,他们都能坚持。这是他们给我最好的馈赠。”

而在他的作品中,偶尔也流露出中国家庭关系的悲凉底色。

比如《篡改的命》中汪槐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希望儿子汪长尺帮他完成,汪长尺又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

对汪长尺来说,即使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孩子,这是无私的爱,也是非常“中国式”的爱。

这样的心理,在短篇《我们的父亲》中尤其突出。

乡下父亲想要帮助在城里工作的子女们解决情感和工作上的难题,结果引发了更多混乱。最后,子女们都间接成为了杀死父亲的“凶手”。

小说中父亲对子女的关心和子女的冷漠,也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的亲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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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和花城出版社格外有缘。

1992年,东西首次以该笔名在《花城》发表短篇小说。199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发表在《花城》杂志。2009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截至目前,东西一共出过3部长篇小说——1995年的《耳光响亮》,2005年的《后悔录》,2015年的《篡改的命》。十年磨一剑,一剑一长篇。

作家邱华栋曾这样评价:“当我看到东西的长篇小说新作《篡改的命》时,我吃了一惊,我确信东西写出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小说,他也接近了写出他心目中完美杰作的状态。”

两年前,东西以《篡改的命》获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

据他回忆,他在家乡和城市间穿梭,经常看见乡村里那些想改变命运而又改变不了的人,像他一样年龄慢慢地变大了。他们曾经雄心勃勃,曾经充满幻想,如今只能瞭望自己进城打工的孩子。

他们的下一代,少数也许能改变,但大多数还得重复父辈的生活,很不巧,他们出生在一个“拼爹”的时代。

“我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琢磨如何才能出现奇迹,想来想去,只有汪长尺的办法,那就是把孩子变成有钱人的孩子,自己做一个影子父亲。”

东西的大部分作品都来自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

他曾在回乡过年时,遇到过一个听不见的人,他帮大家做事,大家给他饭吃,给他酒喝。可怜的是,他什么也听不见,叫他锄地他去劈柴,叫他割草他去割菜。

这个人也成为了东西后来创作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的灵感来源,他把盲人、哑人和聋人放置在同一个空间。这部作品在1998年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曾经评价:“东西的小说,一直都在写当下的、现实感很强的题材。”

这种“现实感”在城乡的冲突矛盾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为了完成父亲“进城”的志愿,汪长尺的妻子怀孕,一定要带去城里生产。甚至跟父亲表决心:“不要说生孩子,就是一个屁,我也要憋到城里去放。”

吊诡的是,汪长尺的儿子汪大志不吃乡下女人的奶,而且患上乡村过敏症,唯有进城才能脱敏。

这才有了汪长尺的孤注一掷:把儿子送给城里人养。完成这一步后,他在给父亲的遗言中说:“汪家的命运已彻底改变,我的任务完成了。”

为什么汪家三代人都在逃离农村身份?东西认为:“这和整个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城乡有巨大差别。想要填平这个差别,有许多种办法,汪长尺的办法是其中一种,虽然不那么光彩。”

城乡差别对农村长大的人尤其根深蒂固。

《我们的父亲》中,父亲来自农村,子女在城市生活,他们的冲突本质上是城乡矛盾的缩影。

《送我到仇人身边》中,一事无成的张洪为了拿钱娶自己的女朋友,把同学赵构杀了,并且卷走了他所有的钱。贫与富何尝不是农村与城市的另一种对立呢?

在东西看来,中国有写城市景象的作家,有关注乡土的作家,但他觉得还有一个空白地带,就是很少有作家写从乡村到城市的跨程。

“对这两方面的熟悉程度,还是我比较有把握,因为我是出生于乡村,我每年都会回去。现在农村的空壳、农民工进城的辛苦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我都是看得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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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品的语言风格,东西这样定义:我走的是冷幽默路线。

“冷幽默如同悲喜剧,在笑里含酸,甚至含泪。有时候,写着写着,竟然在辛酸的事情上也露出幽默来,这种写作可能是五味杂陈的。”

比如《篡改的命》中使用了很多近年来的网络新词,就连部分章节的标题都用上了“死磕”“弱爆”“屌丝”“拼爹”等词。

网络新词的更迭如大浪淘沙,对很多传统作家来说唯恐避之不及。

而东西认为,鲜活的语言往往生长于民间,今天的网络平台其实就是过去的民间社会。这些新词句是社会环境、情感生态和思维方式发生改变后的产物,它们沾满了这个时代与这个国家的特殊味道。

此外,小说还让农村人说城里话,昨天的人说今天的话,“这种陌生化处理,能达到幽默的效果,让读者看起来哑然失笑,或者感到心酸。”

作为60后,东西却很善于接受新的事物。比如在小说中使用电影的剪辑和蒙太奇,甚至创作、改编过电影电视剧本,如《没有语言的生活》的电影改编,就由他亲自操刀。

东西的作品也格外受到影视导演的青睐。

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有两部均已成功影视化——《耳光响亮》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响亮》和电影《姐姐词典》;《后悔录》则改编成44集电视连续剧《爱你一生》。

中短篇小说的表现同样不俗,《我们的父亲》《猜到尽头》《美丽金边的衣裳》等都改编成了剧本,有的作品已改名换姓。

其中最受赞誉的,是由《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成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著名演员刘烨、陶虹、董洁等人主演,该片曾在2002年获东京第十五届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

在东西看来,做编剧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借鉴戏剧化的情节处理,来创作小说。《篡改的命》里就大量运用了戏剧化的手法。

就连作家余华都评价说:“《篡改的命》里的情节转换充满戏剧性,阅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过于戏剧化,我认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东西在这里努力写出他的人间戏剧。”

东西小说中的戏剧性,常常能转换成一个更大众的词,悬疑。

比如《我们的父亲》中“我们”寻找父亲的过程,《送我到仇人身边》中张洪杀死赵构处理尸体的过程,处处险象环生。

很多悬念的结果,就连作者东西都搞不清楚,但这恰恰也成为了他想表达的核心。

“我们的父亲”死了,尸体却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当时设定的任务就是让‘父亲’消失。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而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中国的农村正在渐渐成为空壳村,父亲们被严重忽略。”

对于小说可能引发的思考,东西希望是“多元”的。

比如《篡改的命》中汪长尺的形象,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其实他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代表。城市里也有身处底层的人,城里人想改变命运的心理是一样的。就是富人,他们也要改变命运,他们拼命把孩子送到国外,不就是证明吗?”

东西表示,一个作家的作品被改编,这是作家的意外收获,可以扩大作品的影响力。

“但要影视作品完全复制小说、传递作家的想法,或者说小说的内涵通过影视作品完整表达出来,这是不现实的。”

他解释说,不同手法有表现差异,影视需要考虑收视率,需要更紧凑的故事,那么就要对原著有所改动。“所以现在很多作家卖了版权后也不干涉影视公司了,他还是写他喜欢的东西。其实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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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东西简单而朴素,住在广西民族大学校园里,每天读书、写作、讲课。学校里的灯光篮球场是他每天必去的一个地方,紧张剧烈的运动能够让他彻底放松写作的脑袋。

曾与广西作家鬼子、李冯并称为“广西文坛三剑客”的东西,成为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后,在读者眼里似乎变得更平易近人。

在他之前,王蒙、王安忆等等作家先后走进校园。东西认为,作家在校园的环境里能坚持他的创作。

而以东西为代表的广西民族大学的师生,还形成了一个作家群,被中国评论界称为“相思湖作家群”。

创作之余,东西和凡一平、黄佩华等作家一直注重对文学新生力量的培养,他们指导举办了共14届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现场作文大赛,参赛大学生达10万人(次)。

他们推荐在校学生作品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东西本人带的研究生已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等刊物上。

东西表示:“80后、90后不会排斥荒诞小说,他们的虚构能力超出我这一代。神幻、鬼怪,穿越、搞笑,他们都能接受,不像我们那么依赖生活,那么喜欢启蒙、批判。”

在他看来,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风格也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网络捆住了他们的脚步,却逼出了他们的想象。

东西喜欢超出自己想象力的作品,也喜欢幽默,荒诞。因此,他觉得自己跟80后、90后有共同语言。

有趣的是,东西曾经想把自己的长篇放在手机上连载,后来考虑到可行性还是放弃了。

在那个年代,“手机阅读的极限是短篇小说。大家可能接受一两个小时的阅读,但是长篇那么长,从视力容忍度和连载的时间长度来看,好像都不合理。”

当网络小说来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可以传播得这么厉害,影响力那么大,而微信、微博的降临,更是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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