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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的家国情怀

发布时间:2019-02-18 15:25:06

  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这不仅深刻阐释了维系中华民族赓续演进的重要精神力量之所在,而且对新时代中华儿女勤勉奋进、砥砺前行报以深深期许。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标识,是每个炎黄子孙对华夏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和宗奉,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民族大家庭的一种坚守和护持,是一种即使国家置身危亡绝域民族身处苦难险境而终能慨然不败的精神基因。在中国古代,家国情怀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国人从情感和理智上认同和维护民族共同体、将爱亲敬长这一天然血缘亲情上升为报效国家服侍黎民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一代代文人士子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遵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操守,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志向,以家庭为根基,以天下为己任,竭诚担当,勤笃作为,谦恭自律,严谨持家,以光耀千秋的道德文章和福泽百姓的勤政善举,书写着绵长醇厚、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

忠孝一体、家国同构是古人家国情怀的核心要义

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质素和闪亮因子,是华夏儿女最真挚的情感归宿和最浓烈的精神底色。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国与家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孟子·离娄上》曾做精辟阐述:“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换言之,家国情怀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情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家国情怀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出经世济民的中国古代文人忠孝一体、家国同构的人格追求,而这种人格追求又是以齐家修身为前提的,正如《大学》所言:“欲知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是家国情怀传承流布的内在动因和基本条件。有鉴于此,古代许多开明之家贤达之士恪守“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信条,注重以家训家规来教诫家人和子弟,以诗词家书来蒙养门生和后人,启发和引导他们勤学奉公、崇德向善、敬业乐群、恤民效国。例如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楷模的范仲淹,先后编写了《戒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规》《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和《义庄规矩》等家训族规,以此濡染和教化范氏子弟和族人,其后又经其子范纯仁不断调整完善和亲身指导实践,使得范氏家族后世才俊辈出,很多成为对国家贡献卓著的栋梁之才。再比如《诫伯禽书》《命子迁》《诫子书》《颜氏家训》《包拯家训》《诲学说》《袁氏世范》《朱子家训》和《弟子规》等经典家训家规,大都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来展开,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作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颇具特色的部分,成为中国古代涵育家国情怀的重要宝典。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不如说是一种生命自觉和文化承续。无论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忧后乐的责任担当,抑或是《病起书怀》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驱动,家国情怀往往与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紧密相连,与情真意切的诗意表达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文人是在几千年风雨水火中熬炼出来的特殊分子,家国情怀不仅融进他们的血液里,而且递嬗为他们的人文基因。这些基因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使中国古代诗词既潜蕴着眷顾家庭的孝悌,又凸显着报效国家的忠贞,不绝如缕地传承着中华文脉的“道”统。古往今来,书生诗心容天下,忠贞见笔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邶风·击鼓》篇记载:“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其本意是指战友们相互约定“齐赴疆场共生死,终生相伴不分离”,后来鉴于诗中葆有“手牵手共生死”的情感意蕴,遂逐渐转化为对圣洁爱情与和谐家庭的吟诵与祈祝。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礼记》“儒行”篇教导儒生“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于两千多年前就将中国儒家的人文理想融入个人价值取向之中,成为鞭策历朝历代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箴言和信条,晚清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还将这一信条发扬光大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从政理念。三国时著名诗人曹植在《白马篇》中写下“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句旷世名言穿越浩茫历史时空砥砺后人矢志保家卫国。

唐诗中的边塞诗是唐诗中思想性最为深刻、艺术性最为奇崛的部分之一,其中体现家国情怀的诗作更是让人为之惊叹、动容和感奋,有高适“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的愤激骏切,有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昂扬豪迈,有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刚烈决绝,有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的洒脱从容,有李贺“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慷慨悲切,有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洒脱坚毅,有张为“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的慷慨激昂,有令狐楚“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的深沉凄婉。这些振聋发聩的醒世励志诗篇,不仅是诗人也是炎黄儿女血性报国情怀的生动体现,律动着作者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价值理念。

国家统一、民族兴盛是古人家国情怀的终极价值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古代文人借诗言志、以文咏情,诗词歌赋成为他们表达家国情怀的重要方式。两宋时期,家国情怀成了彼时诗词的基调和主旋律,其中张扬爱国主义的优秀篇章更为后人所推崇传颂。家国情怀的词作以“豪放派”为主,而“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则为苏轼,正是苏轼一方面彻底摒弃了传统词体表达范式,破除了“诗言志”而“词言情”和“诗庄词媚”的风格界限,另一方面将充溢家国情怀的诗词创作推向巅峰,正是这种艺术表现使苏轼成为有宋一代词人中展现家国情怀的先锋和重镇。南宋由于北方国土尽失山河破碎,涌现出一批爱国主义诗人词人,陆游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陆游诸多诗词作品中,浓郁的家国情怀像一根主线深蕴并贯穿始终。“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概括了陆游平生的心愿和志向,其忠贞勇毅令人钦敬和仰慕;“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承载着作者收复山河的心愿和梦想,涌动着诗人驰聘疆场的激情与豪情;“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临终前陆游仍然魂牵梦系复兴大业和国家安危,耿耿忠心与日月争辉,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已内化为陆游的一种生存方式。与陆游比肩齐名的南宋爱国词人当属辛弃疾,辛弃疾是南宋政坛上一位壮怀伟志的豪杰,也是当时词坛上一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泰斗级人物。纵观辛弃疾的一生,恢复中原收复失地也是其诗词抒写的原点和状摹的重心。辛弃疾虽不是久经沙场的骁勇悍将,但却多有咏史之悲怀古之殇,其所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名篇佳构,笔力雄健,风格奇崛,浸透着对故国土地和亲人的热爱和眷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通过描写戎马生涯和军旅场景,表达了词人意欲力挽狂澜、希冀重整河山的理想追求;“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作气势磅礴,奔放俊畅,通过追叙青年时代意气风发的倥偬岁月,表现了作者以家国为重、不计个人荣辱的春秋大义;“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抒写了作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坚韧品格;“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表达了作者壮志难酬、英雄迟暮的悲愤心情。

忧患意识、入世精神是古人家国情怀的重要标识

阳刚与阴柔是我国古典美学的一对重要范畴,阳刚美的特点在于动态和力感,阴柔美的特征则在于静态和柔媚。宋代诗词明显地呈现出这种美学观念,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风格——豪放与婉约。婉约同样能够准确生动地传递家国情怀,宋代婉约派诗词的代表性人物是李清照她不仅是一位才华盖世的女词人,更是一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的深具家国情怀的女中豪杰。李清照将对时局命运的忧虑和关注常常隐含在家国之思、故土之恋、时局之忧及个人凄苦的抒写中。“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作品既以浓重忧伤的婉约笔调抒发家愁国恨,更以伟岸高迈的豪放手法感叹故国山河破碎、徒成半壁,使人们看到“婉约派之宗”悲怆刚健的另一面。“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诗作慷慨雄健、掷地有声,是一种精髓的凝练和气魄的升扬,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姿态,这种凛然风骨、浩然正气,长存于天地之间。

在国家祥和安宁、政治尚属清明的承平年代里,尚有范仲淹等文人士子怀揣济世之心挥笔写就了激发后人心智的优秀作品;而当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更有一批投军御敌的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垂范后世的不朽篇章。南宋末年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写道:“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诗人把自己命运和国家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国之不存,家将焉附”,诗人誓死不降元军,最终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明清两朝时而边关吃紧时而海防告急,中华民族之血性日愈浓稠与贲张。1449年,明朝军事家、政治家于谦带领明军大败瓦剌迎回明英宗后,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石灰吟》,其中“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句垂青后世,彪炳万代。明朝末年和清代晚期,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爱国志士们再次奏响了抗敌救国的主旋律。陈子龙的“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夏完淳的“缟素酬家国,戈船决生死”,黄遵宪的“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谭嗣同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梁启超的“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煮不平”,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等等,振聋发聩,荡气回肠,浸透着诗词作者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

家国情怀是古代文人士子对国家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度融汇和系统集成,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密码。展开中国古代诗书的浩瀚长卷,我们读到的是家与国的一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不读诗书,无以言志。当我们回望历史时不难发现,正是在古代诗书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滋养下,众多仁人志士特别是青年一代才厚植起家国情怀,这在以“救亡与启蒙”为时代主题的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处在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的那一代人,儿时启蒙多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从小浸淫在孔子、司马迁、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的典籍和诗词中,聆听着诸葛亮、辛弃疾、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英雄的故事长大。因此,当国家和民族遭遇不测时,他们如同古代文人诗书中所抒发的,效法祖先大义凛然地写下慷慨诀别的《与妻书》,发出“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谴警钟鸣”的浩叹。岁月不居,时光流转,家国情怀不仅是永恒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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